抗战老兵张军。 北京日报记者 安旭东摄
海淀太平路48号院，92岁的张军深居简出。受风湿免疫性疾病困扰，她已没法站立和走路，说话也不太利索了。虽然很多事情老人已经忘记，但她还时常念叨着：“我是个军人，我得去救人……”
“虽然我妈年纪大了，但是她的军人情结一直在。”张军的大女儿邢岩对记者说，“她原来也不叫张军，是后来自己改的。”
拉开家中的抽屉，里面珍藏着一本泛黄的花名册，上面记录着一个个名字，他们都是张军的同学。张军，那时候还叫“张蓉”。
往事，便如同这本花名册，就此打开。
1940年，为了提高抗日救国青年的文化水平，晋西北第一中学成立，这是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。张蓉的父亲当时是晋西北行政公署干部，张蓉作为家里的大女儿，七八岁就被送到学校，编入预备班学习。学校里，她年龄小，周围的哥哥姐姐都叫她“小毛头”。
上学没多久，日军就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“扫荡”。“日本鬼子的轰炸机总来轰炸，紧急号一响，校长、指导员就赶紧带着孩子们跑，躲进山洞里。”那时候，学校按照年龄大小分成一个个小组，大孩子照顾小孩子。“小毛头”年纪小、身材瘦小，一有紧急情况，一位大哥哥总是第一时间跑来，拉着她藏到隐蔽的地方。
每次行军转移，后面同学的手要搭在前面同学的背包上，不能松开。一次，“小毛头”太累了，走着走着就睡着了，手一松，结果一脚踏空滚到了山沟里，几个战士赶紧摸黑下山寻找，还好她只是下巴脱了臼。“没摔成‘遗体’，就一定得救上来！”战友笑着安慰她。
行军需要坐船过黄河，“小毛头”被船夫招呼到牛肚子底下，给其他战友腾出更多空间。后来，老师发现她总是迷糊，便把她放进马驮的筐里，待她睡醒后再跟着部队走。“我是在马背上长大的。”现在，每看到电视剧有人骑马，张军会指着电视画面和女儿说。
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战友们好几次把“小毛头”从“鬼门关”拉了回来。刚参军不久，她患上了严重的细菌性心内膜炎，高烧昏迷，徘徊在死亡边缘。战友看在眼里、急在心上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向军区领导报告：“有一个女兵病得很重。”军区领导听闻，立即协调到当时十分紧缺的盘尼西林，把“小毛头”抢救了过来。
随着抗战的深入，战地医院急需人手，张蓉被派去做卫生员，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因为被战友救过很多次，她想把这份“恩情”传递下去，部队前线在哪儿，她就跟到哪儿。当时，医疗条件简陋，战场上受伤的八路军战士都是村民自己出担架，经过一村又一村接力才抬到后方医院的。张蓉为伤员送水、换纱布，护送重伤员做手术。战斗激烈的时候，她一整天也不能休息。
一次，一名小战士被送来救治，鲜血染红了衣衫，都已经干透了。张蓉赶忙上前询问：“你伤哪儿了？”战士只回答“我想喝水……”可当张蓉把水取来，小战士已经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
抗战胜利后，张蓉又参与了解放战争，继续做卫生员，后又前往军医大学进行系统学习，在北京铁路总医院工作至离休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张蓉把自己的名字改成“张军”，纪念自己的军旅生涯。这个名字也深刻影响了她的后半生。“我妈妈一直保持着军人的作风。有一次她在家摔倒了，家里当时没有其他人，她便坚持自己爬到门前开门等人救援，还拨通了家人的电话。”邢岩说。
岁月如梭，花名册上的名字一个个逝去，在世的同学和战友越来越少。“过一段时间，你来看我吗？”“好……你能来我太高兴了！”80多年过去，张军和今年102岁的董炳琨还保持着联络。当年的战地医院里，他们一个是医生，一个是卫生员，是救死扶伤的“黄金搭档”。
如今，他们需要在子女的帮助下才能完成通话，经常是简单聊聊彼此的近况，很少提及抗战往事。“但我知道，他们从来没有忘记那段历史，只是他们更希望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。”邢岩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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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：胡子傲,安旭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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